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日本宣布投降，所有曾侵占中国的日军都被要求撤离。然而，仍有一些日军拒绝接受战败的事实，选择在中国继续逗留，并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北京、长春、上海、青岛、杭州、汉口以及海南岛等地。这些日军的存在成为了中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强烈主张彻底清除这些残余日军，但部分国民党人士却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创盈中心，甚至在解放战争期间，某些地方的残余日军被利用来协助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作战，造成了极其不光彩的历史印记。特别是山西地区，残余的日军成了当时的典型例子。
早在1945年5月，随着德国柏林的沦陷，侵华日军的败局似乎已成定局。日军曾占领的东北及台湾等地将归还给中国，这使得一些仍顽抗的日本军官心生不甘。此时，日军面临两条选择：一是放下武器，顺从归国；二是偷偷滞留中国，伺机东山再起。大部分日军选择了前者，但日伪山西省政府的顾问城野宏、山西派遣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和参谋岩田清一等人则选择了后者，他们决心留在山西，等待时机重振旗鼓。
展开剩余79%然而，日军能否留在山西，必须得到阎锡山的同意。当时阎锡山也在思考如何应对日军残留问题。1944年，他曾公开表示：“任何政权争夺的党派，都不可能在外部战争结束之前，不借助外力来达成其目标。”这句话显示了他心中的动机——如果能利用日军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政权，便能增强他的地位和影响力。
1945年8月上旬，阎锡山与日军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在山西孝义县首次接触，并提出了“寄武力于山西”的建议，成为第一个公开向日本人提出这一想法的中国领导人。阎锡山的举动可谓是大胆而危险的，毕竟他公开与敌国合作，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阎锡山做出这一决定有其深刻的背景：
首先，他知道晋绥军的战斗力远不及八路军，因此希望借助日本人力量来帮助自己守住山西，争取抗战的胜利果实。其次，阎锡山曾留学日本，受到过日本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甚至在抗战前期，他还曾用日本军队的强大来鼓舞晋绥军，曾称“十万中国兵也挡不住一万日本人”，这种思想的影响，促使他愿意接纳日军。最后，阎锡山一直有亲日情节，抗战前，他因中原大战失败曾借日本人的庇护逃过一劫，现如今看到抗战接近胜利，他认为自己与日本的关系将是互利的，因此他不愿轻易放弃这批日军。
阎锡山的提议获得了日本方的响应，山西地区的日军开始留下来，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创盈中心，进一步与阎锡山达成合作。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山冈道武回忆说，留在山西的计划并非一夜之间决定的，而是在客观条件和日本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下逐步酝酿出来的。
随着日本的投降，阎锡山进一步加强了与日军的合作，他通过赵瑞等人与日军建立联系。通过这一系列的谈判和安排，阎锡山终于成功地将部分日军留下，并为其提供了各种支持，包括在山西成立新的日军司令部，以及训练新一批的日军和特务队。这些日军开始接受训练，整编成一支兵力庞大的部队，并与阎锡山的晋绥军形成合作关系。
这些日军的残留及其与阎锡山的合作，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带来了不小的麻烦。1946年，随着解放战争的逐步展开，日军残余部队协助晋绥军在山西各地与解放军作战。其间，山西保安总队的日军在多个战役中与解放军展开对抗，成为了阻挠解放进程的罪魁祸首。特别是在阳泉战役中，日军残余部队与晋绥军联合作战，试图阻挡解放军的进攻，然而他们最终被解放军围困并歼灭。
随着战局的推进，阎锡山逐渐失去了对山西的控制，解放军在多个战役中接连取得胜利，甚至突破了阎锡山的防线。特别是在晋中战役和临汾战役中，解放军以出其不意的战术击败了晋绥军及其背后的日本残余部队。日本兵在这些战斗中伤亡惨重，很多日本军官选择自杀，而其部队则完全被解放军消灭。
在太原战役中，解放军终于攻占了这座战略重镇，标志着山西完全解放。战后，解放军没有对这些被俘的日本军人进行惩罚，而是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将他们送往煤矿进行劳动改造，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并组织他们学习，以帮助他们改正过去的错误。这一举措让一些日军战犯悔过自新，甚至有一些人返回日本后积极推动两国友好。
通过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看到，阎锡山与日军残余部队的合作不仅给解放战争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同时也揭示了二战后中国社会复杂的政治局势与多方势力之间的博弈。而解放军最终能够胜利，将这些侵略者彻底清除出山西，也展现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决心与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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